在广州,约有20万非洲人,并以每年30%至40%的速度递增着。本地人认为他们语言能力很差,但他们有灵活的经商头脑;本地人认为他们散漫无序,但他们的宗教和社团有着极强的凝聚力;他们,在广州建立起亚洲最大的非洲人社区。
在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寻找资源的时候,非洲商人也来到了“世界工厂”中国。商人们将廉价商品运往非洲,而万里之外的50个非洲国家一件不余地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。20世纪90年代末,第一批非洲人来到广州,第一站便是迦南服装城。而现在,以迦南服装城为中心,一公里范围内崛起了许多外贸城。这一带,逐渐被广州人称为“巧克力城”。图为迦南服装城。
非洲人大部分并不在中国常住,只是经常来往于非洲与中国,少则一年一两次,多则一个月一次。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国家开着店铺,亲自到广州挑货物运回去。图为几名非洲商人与一名中国商人在讨价还价。
资金微薄、不注重牌子、爱讨价还价、钟爱低端产品,是大部队非洲商人的特征。久而久之,这些特点令中国商人对他们产生了轻视和不耐烦的心理。“做生意最实际,你看那些欧美人和阿拉伯人就不一样。”一名中国卖主如是说。尽管如此,商贸城的生意每天都很红火;非洲人对于便宜商品的需求也繁荣了广州市郊的加工厂。图为一名中国卖主为一名非洲买主的孩子婴儿擦鼻涕,以此“套近乎”招揽生意。
在距离商贸城不远的小北,是广州最大的非洲人居住地。许多初来乍到的非洲人会在这一片城中村停留,与几人或者数十人共居一室,在这里开始他们的“淘金生活”。为什么会集体选择小北?一名长期跟踪研究在广非洲人的研究员说:“这里有广州第一家正式的穆斯林餐厅。”而在非洲,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占大多数。图为一名非洲青年在大排档吃饭。
据了解,滞留期超过6个月的非洲人有2万人。但是如果把非法滞留及频繁短期出入境的人加起来,“实际人数”应该在20万左右,这相当于广州户籍人口的2%。而非洲人外贸生意的扩大,也催生了非洲人餐饮、非洲人物流、非洲人中介等周边产业。非洲商人也带来了非洲打工者、非洲服务员。图为本地人对非洲人已见怪不怪。
“巧克力城”的人们在中午开始一天的工作;晚上,人们便开始了夜生活。哪怕是处于最底层的黑人劳工,也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消费他们微薄的薪水。实际上,他们之所以喜欢晚上出来活动,主要是为了逃避警察的查证。受签证制度“紧缩”的影响,这里相当数量的非洲劳工,没有合法居留证,签证、护照也大多数过期。图为在大排档喝啤酒的非洲人。
广州另一个非洲人聚集地,是石室天主教堂。每到周日下午,石室教堂的英语弥撒让人感觉身在非洲。不仅参加弥撒的会众有80%是“黑面孔”,连服务人员也是清一色的非洲青年。有时侯,会有超过1000名非洲人参加弥撒。
Nelson,尼日利亚人,初到广州过着典型的“提包客”日子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,完了后将货物全塞在数个个大行李包内,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。“运气好的话,不需要超重托运也能上机。”Nelson称自己来广州的机票和货款是靠举家之力凑来的,必须要挣到钱,不然回非洲后会被人看不起。图为Nelson正在一家摩托配件店挑选货物。
Nelson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在路上给乞讨的小女孩一点零钱。
对于Nelson这样的初来者来说,语言是最大的障碍。这一天,Nelson发现刚采购的一批货中少了几件衬衫,他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卖主忘记了,想电话询问,却无从开口。语言障碍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常常带来麻烦,这让他很郁闷。图为Nelson在一家非洲餐厅点菜。
尽管有人称只有15%的非洲人能在广州获得成功,但Nelson认为在中国能有自己的生意算是幸运。还有一部分非洲同胞为了生计到这里打工,到后来连回去的路费都攒不够,还得躲避签证过期后每天500元的滞纳金。图为Nelson在一家打印店冲洗照片,寄给尼日利亚的家人。
Ojukwu Emma,尼日利亚人,与那些住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相比,如今已是拥有自己办公室的的少数。同时,Emma还担任了广州尼日利亚人社团的“头儿”。图为Emma与自己的中国员工在办公室里,身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、尼日利亚国旗和中国国旗。
社团由尼日利亚大使馆授权,由于尼日利亚人在广州人数众多,社团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些事情,比如为生病的同胞筹集治疗费用,帮初来乍到的同胞安排住处等。Emma说社团不仅帮本国人,还帮助与非洲人产生纷争的中国人及其他国家的人。图为一名中国商人在Emma的帮助下,讨回了被骗走的货款。Emma说:“社团领导并不好当,付出比收获要多得多。”
绝大多数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以国家为单位,都有自己的社团和首领。他们称谓不一,有的叫“主席”,有的叫“领导”。他们大多年龄较长,教育程度高,生意也比较成功。
这些非洲商人成功的首要原因,被认为是“讲诚信,按中国的规矩办事”。图为尼日利亚人社团一次聚会上,一名商人的手表上印有代表象征中国的“五星”。
甚至有一些非洲老板,凭他们的才干和一定的经济基础,在广州娶妻生子,在中国扎下了根。图为一名非洲商人和他的中国妻子。
然而,大多数非洲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,他们认为中国人很难接触,彼此很难成为朋友。一名非洲商人说:“家里人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,我说我只看到了牛仔裤和黑人。”在美联社前驻非记者Arnold看来,中国对非洲人并不存在种族意义上的歧视,“所谓的歧视,不过是类似于城里人对没钱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的嫌弃罢了。”图为大排档上的中国人和非洲人。
一名十分了解非洲人的中国人说:非洲人怕警察,所以尽量避免与警察打交道,按要求他们应该在进入广州的24小时内到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登记,但他们有这个畏惧心理,所以就不去登记,这样反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图为一名警察在查非洲人的身份。
2009年7月,一名黑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,不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。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黑人次日聚集在派出所门口,与警方对峙。
此时,广州的非洲人们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图为一名非洲人在对峙过程当中竖中指。
一个街头照相摊上上贴着几张非洲人的留念照。尽管进入中国的签证很难办;尽管在中国仍然要遭人白眼,但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仍以30%至40%的速度递增着。有报告称,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通过广州,逐渐深入到北京、上海等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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